数据里的「她浪潮」：年轻女律师占比超60%，改写行业性别格局

值此国际妇女节，致敬法律行业中温柔而坚韧的“她力量”——我们以数据为镜，从五个维度走进女律师群体，既见证她们撑起的“大半边天”，也审视那些亟待打破的隐形壁垒。

女律师人数与性别比例

年轻化趋势显著，区域差异明显

一、全国及重点城市女律师占比持续攀升

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女律师人数快速增长，占比持续攀升，律师队伍“男多女少”的性别格局正在改变。以北京市为例，根据北京司法局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8月底，北京市律师人数为55223人，其中女律师27949人，占比50.61%，超越男律师（27274人，占比49.39%），成为行业主导力量。

通过各地统计数据观察，在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大连等重点城市的女律师群体占比处在从40%向50%增长的过程中：

其中，深圳市和杭州市的女律师增速尤为显著，据深圳市律师协会发布的《深圳女律师大数据报告（2021）》显示，其占比从2017年的36.21%提升至2021年的42.30%；至2023年（《深圳律师行业发展报告（2023）》），女律师人数达11182人，占全市律师的45.40%，连续六年保持增长。而自2018年起，杭州市女律师增长数开始超过男律师增长数，在2016至2020年间，女律师人数占比由36.5%升至42.6%。

2017年-2023年深圳市女律师人数增长情况

在不同区域数据的对比中，一线城市女性占比普遍领先，如北京（50.61%）、深圳（45.40%）、广州（45%）；二线城市如温州市（40.30%，2024年）比例相对较低，但仍呈上升态势。

（二）年轻化趋势突出，低龄段女性占比优势明显

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整体上女律师占比略低于男律师，但在青年律师中，女性比例普遍高于男性。根据《北京市女律师职业状况调研报告（2021）》， 2020年北京市30-34岁女律师占比超63%，25-29岁年龄段的女律师比例更高达66%。贵州市女律师平均年龄仅33岁，较男性年轻6岁（《贵州省女律师职业状况调查与分析报告（2022）》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2021深圳女律师大数据报告》显示2021年，深圳市30至40岁的女性律师占比达到了51.8%，而在30岁以下年龄段，女性律师的比例高达66.56%，凸显年轻化趋势的性别倾斜。

2021年深圳市女律师年龄结构分布

图片来源：深圳市律协

此外，各地律协发布的青年律师生存发展调研报告，也体现了青年女律师人数占比。例如，重庆市律协2023年发布的《重庆青年律师生存与发展调研报告》显示，参与问卷调研的青年律师共计1717人，其中男律师725人，占42.13%，女律师992人，占57.64%。《酒泉市青年律师执业发展状况调研报告（2023）》显示，与调研的116名青年律师中，年龄在30岁以下的男律师26人，占比44.8%，年龄在30岁以下的女律师32人，占比55.2%。

可以看出，在多地青年律师中，女律师的比例高于男律师，并且呈现出年龄越小，执业年限越短，女律师占比越高的特征。而在培养律师“预备役”的国内政法类院校中，这一趋势也得到明显体现。例如，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公布的2024年本科新生各专业男女比例数据，2024年共新招2223名本科生，总体男女比例约为1:2.3。

中国政法大学2024级本科新生各专业男女比例

图片来源：中国政法大学

律所职务

管理层占比偏低，独立性与晋升困境并存

（一）合伙人与负责人比例显著低于男性

尽管女性从业人数增加，但律所管理层仍以男性为主导，女律师在管理层中的占比普遍不足30%。截至2022年3月7日，深圳市共有注册合伙人律师4179人，其中女合伙人占比30.15%（1260人），女负责人仅占20.54%（225家律所）；大连市受访女律师中仅有5.12%女律师担任律所主任（2023年数据）；而根据杭州市2021年发布的调研报告，律所女负责人的占比仅为18%。

此外，层级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：初级职位中女性占比突出，但高层职位男性主导。例如，《大连市女律师执业及发展状况调研报告》载明，受访女律师中的67.01%为提成或授薪律师，仅7.46%为律所主任或副主任，22.82%的女律师为律所合伙人（2023年数据）；温州市问卷调研结果显示，超80%的女律师没有担任任何职务，仅有9.03%的女律师担任主任、副主任等职务。（2024年数据）；贵州省律师事务所仅22%的合伙人、15%的负责人为女律师；在东莞市参与调研的541名女律师中，仅有15.71%为律所负责人或合伙人，而授薪律师及独立律师占比78.19%。

2024年温州市女律师职业状况调查与分析报告（节选）

（二）独立执业与职业路径分化

多数女律师以授薪或独立律师身份执业。东莞市2023年调研显示，78.19% 的女律师为授薪或独立律师，合伙人仅占 15.71%；温州市2024年数据中，非合伙人专职律师占比 71.38%。杭州市2021年调研指出，授薪律师和实习律师主要依赖事务所分配案源，而提成律师和合伙人更依赖人脉资源。

参政议政

政治参与度区域性分化

深圳市女律师参政议政表现突出，据2021年统计，其在102名“两代表一委员”中占比55.88%，包含省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各1名；大连市14名女律师担任人大代表，27名任政协委员（2023年）。然而，温州市仅4.43%女律师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，77.1%无任何社会职务（2024年），显示区域间参政机会不均衡。女律师在参政议政方面比例虽有提升，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，还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和社会影响力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和监督。

业务领域

民商事为主，专业化与国际化待突破

在业务领域，各地女律师呈现出不同的分布情况。多数城市女律师业务高度集中于民商事领域。根据《东莞市女律师执业状况及需求调查分析报告（2023）》，参与调研的女律师业务领域主要集中在民、商事领域，而单一从事知识产权领域、行政领域、涉外及港澳台领域的女律师均较少；贵州省女律师群体从事的业务领域以合同法和公司法为主（2022年数据）；大连市受访女律师中67.67%从事民事领域业务，显著高于其他领域。

而在知识产权、涉外、海事海商等领域女性占比普遍低于5%。例如，大连市无人涉足信息网络领域，环境资源业务占比仅0.07%（2023年）。

总体来看，女律师在业务领域上具有一定的集中性，主要集中在民、商事等传统领域，而在一些新兴或专业性较强的领域，女律师的参与度相对较低。

职业困境

案源压力与性别歧视并存

（一）业务拓展与案源问题突出

案源不足和业务扩展难是女律师的主要压力。杭州有近一半的女律师反应业务来源不充足，72.11% 的女律师反应业务扩展问题对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，46.22% 的女律师认为如何开拓案源是作为女性从事律师职业最大的困难（2021年）；大连有 54.86% 的受访女律师表示案源难以保证对其构成执业压力，42.57% 的受访女律师认为业务扩展难（2023年）；东莞市调研结果显示，危机感来源呈多元化趋势，高达90.79%的女律师认为案源拓展为危机感来源，且有67.57%的女律师认为同业竞争激烈（2023年）。非合伙人女律师依赖事务所分配案源（杭州38.64%），独立拓展渠道匮乏。

（二）家庭与事业平衡挑战

婚姻、生育对职业发展影响显著。杭州市认为生育与家庭矛盾是主要压力，58.09% 认为婚姻影响事业发展（2021年）；大连市23.77%因家庭育儿压力影响工作，15.07%遭遇职场生育歧视（2023年）；东莞市调研调查结果显示，参与本次调研的女律师中，高达85.58%的女律师认为生育带来的影响是没有精力兼顾工作，其次77.82%的女律师认为生育期间收入会减少，58.41%的女律师认为生育期间客户会流失（2023年）。

（三）隐性性别歧视与晋升障碍

职场性别歧视普遍存在。大连市2023年7.61% 的女律师遭遇职场性骚扰，48.94% 受到客户或部门的性别歧视；45.28%的女律师认为晋升存在性别劣势。温州市 2024年41.91%的女律师认为专业学习压力大；东莞市2023年参与调研的女律师中，一半以上被调研者遇到过就业歧视，其中45.84%的女律师认为在客户选择委托律师时存在就业歧视情况。

中国女律师群体正经历从 “半边天” 到 “主力军” 的转变，年轻化、高学历化趋势显著，政治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。然而，管理层占比偏低、业务同质化、性别歧视等问题仍制约行业发展。未来需通过政策支持、律所管理优化及社会观念转变，推动女律师在专业化、国际化领域突破，实现行业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。